张云云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，行贿犯罪也在不断地向各行业各领域渗透，助长了当今社会腐败现象蔓延，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，严重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，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。尽管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加大贪腐案件查处力度，但仍存在查办行贿犯罪案件比例小、严惩少、量刑轻等问题。毋庸置疑，高度重视行贿犯罪轻刑化问题，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迫在眉睫。

一、查处行贿犯罪的现状

近年来，各级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行贿犯罪行为已成为社会一颗“毒瘤”，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良性有序健康发展。检察机关为此也在不断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把行贿者当“犯罪嫌疑人”立案查办的并不多，且已查办的行贿人最终刑罚较轻，通常都是判处缓刑。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为例，2010年1月至2015年8月共立案查处受贿犯罪38件39人，而查处行贿犯罪只有6件6人。尽管行贿犯罪都作出了有罪判决，其中竟有5件5人都是判处缓刑，没有真正体现法律威慑作用。

二、行贿犯罪呈现的特点

（一）涉案领域集中。行贿犯罪主要集中在公共权力集中、资源短缺、资金密集、市场竞争力大的权力部门，其中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、医药购销等领域成为贿赂犯罪的重灾区，屡禁不止。在这些领域，行贿人穷尽一切行贿手段拉拢腐蚀当权者，为自己谋取利益搭建一条畅通的桥梁。

（二）多头行贿突出。经营行为的环环相扣决定了行贿人往往采取多头行贿的方式，尽最大可能打通获取利益的所有相关环节。现实中有的是向多个单位负责人行贿，有的是通过中间人向他人行贿，有的是向一个单位多名负责人行贿。查办行贿案件也往往呈现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的情况，窝串案频发。

（三）手段隐蔽翻新。行贿人往往利用端午、中秋、春节等传统节日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或其亲属婚丧嫁娶之机，主动与国家工作人员套近乎，目的是谋求与国家工作人员联络感情，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，其中被贿赂对象的子女、父母都成为拉拢腐蚀的对象。行贿的形式除了通过银行转账、现金交易、购物卡、加油卡、购买贵重物品等较为普遍的方式外，各类招待旅游、提供房屋装修以及干股分红等贿赂方式成为新宠。

三、行贿犯罪查处不力的原因

（一）社会认识上存有偏差。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，是传统的人情社会。凡是办点事，总想着熟人好办事，孩子上学、住院治疗、工作调动、职务晋升等，送礼已成为各行各业的“潜规则”，行贿行为已深入社会各个领域，无孔不入。对于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这一对孪生的对合犯，人们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：对受贿人，社会各界普遍憎恶，觉得“老虎”该打，“苍蝇”也绝不能放过，受贿人以权谋私，贪得无厌，法律就该将他们绳之以法，加以严惩；而对行贿人，很多人更多的是持宽容的态度，觉得行贿人之所以行贿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刁难、索要有很大关系，行贿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行贿人也是“受害者”。实际上，行贿人行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特权，夺取原本就稀缺的社会公共资源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使不善于行贿的人丧失了机会，而他们却因此获取了相应的利益。

（二）立法立规上存在缺陷。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”作为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，多年来备受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口诛笔伐。有人认为“不正当利益”原本就属于哲学、伦理学的概念，从法律角度对其难以界定，司法实务中侦查部门也难以确定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的性质，且难以取证。有人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查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，行贿人谋取利益正当与否，其行贿行为已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，损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，就应该以行贿罪定罪量刑，不应以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”为要件。

（三）司法实践中存有障碍。贿赂犯罪大多是“一对一”的犯罪，除非是被抓现行，否则根本不会存在其他刑事案件所常见的物证和书证，这就导致了查办贿赂犯罪对口供有很强的依赖性。而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相对落后，侦查手段也有限，这表明贿赂犯罪取证艰难,如果对于一方不进行相应的从轻、减轻处罚,则很难获取相应的证据。考虑到受贿犯罪的主体一般都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，检察机关在初查时没有掌握充分的定罪量刑的证据前，一般不会直接接触当事人，通常都是从行贿人入手突破。为更快速地获得行贿人供述，检察机关往往对行贿者进行豁免以获取其口供，能不立案查处行贿犯罪就不立案查处，即便立案查处了也多是判处缓刑。对行贿人将来再准入相关行业也无特别禁止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严肃性。

四、加大查处行贿犯罪的途径

（一）加强宣传教育，纠正社会认识偏差。近年来，国家加大了查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，查处贪官受贿的报道屡见报端，但对于查处行贿犯罪的信息却甚少。一方面是因各级检察机关本身查处的行贿犯罪本身数量少，另一方面也与媒体对行贿犯罪的关注度不高，忽视相关案件的宣传有关。加大行贿的查处力度必须重视查办行贿案件的宣传工作，尤其是对一些典型行贿犯罪案件的报道；此外还应多渠道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帮助广大社会群众了解何为行贿，行贿犯罪的危害性，区分行贿与送礼、罪与非罪的界限，在全社会营造打击行贿犯罪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恪守职业道德，筑牢拒腐防变防线。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针对行贿对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侵蚀的现状，要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，常抓不懈，警钟长鸣。应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、职业道德教育、权力观教育、法制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警示教育活动，坚定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社会主义信念，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和廉政意识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，强化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从源头上遏制行贿犯罪，不给行贿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

（二）完善法律规定，提供查办行贿犯罪立法支持。我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罚力度，主要是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，改变了之前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减轻和免除处罚，现在这个规定一般只能从轻和减轻处罚，只有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几种情形才可以免除处罚，此外还增加了财产刑。但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仍存在缺陷，并未删除 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这一主观要件，而大力惩治行贿犯罪，无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，其行为实质都是对某种公务行为的收买，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造成损害。谋取利益的正当与否只是反映行贿人主观恶性的大小，不能减轻或者免除行贿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。

（三）转变执法理念，加大行贿犯罪查处力度。针对行贿犯罪向各行各业渗透的特点，司法机关要坚定“惩治行贿受贿并重”的执法理念，强化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的意识，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，做到该立案的坚决立案，该起诉的坚决起诉，该重判的坚决重判。调整打击重点，努力遏制行贿犯罪的高发态势，扩大办案效果，增强威慑效应。围绕行贿犯罪越来越隐蔽的特点，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信息引导侦查的意识，加大技术装备的资金投入力度，提升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水平，促进查处行贿犯罪工作顺利开展。